根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，日本是治疗不孕症的大国。在日本，每年大约有32000名婴儿通过被称为“生殖辅助医学”的治疗出生。也就是说，每30个新生儿中至少有一个是通过“生殖辅助医疗”出生的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除了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，甚至出现了利用妻子以外的女性的子宫进行生育的“代孕”案例。原则上，“代孕”在日本是被禁止的，但执政的自民党项目组(PT)已经制定出法案，在一定条件下批准代孕。该法案计划于2014年秋季提交临时国会，并将于2015年通过。目前治疗不孕症的技术主要有人工授精、体外受精和显微授精。人工授精是用特殊器械将男性精子送入女性子宫，以促进卵子受精。体外受精是取出雌性卵子，与收集的精子放在一起受精，然后植入子宫。以这种方式出生的婴儿曾被称为“试管婴儿”。微受精是用很细的针把精子放入卵子，然后再放回女性子宫。当女性子宫出现问题，或者男性精子因缺乏活性而无法自然受精时，需要进行不孕症治疗。由于工作繁忙而缺乏性生活，或者由于晚婚而无法自然受孕，导致不孕症治疗的病例也在增加。涉及夫妻以外第三方的不孕治疗越来越多。其中包括人工授精(AID)，其中来自丈夫以外的男子的精子和来自妻子的卵子被人工授精，用妻子以外的妇女提供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，或代孕。这些涉及第三方的不孕症治疗在日本被称为“特异性生殖辅助医学”，日本自民党项目组提出的法案规定了“特异性生殖辅助医学”的实施条件和处罚。最受关注的问题是代孕，包括先天性无子宫或因疾病而子宫切除等。该法案建议在这些情况下允许代孕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健康科学委员会生殖辅助医疗部在2003年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禁止代孕，并列出了“以人为本的特殊生育工具”、“让第三方面临巨大风险”、“从孩子幸福的角度不想这样”等理由。2008年，日本学术会议提出报告，原则上禁止代孕，但允许“试用”。在学会的规则中，日本妇产科学学会提出“原则上不允许代孕”，但表示一些私立医院已经有了代孕的例子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、日本内阁官员吉村泰典(Yoshimura  Taidian)表示：“虽然社会上也有类似的争论，关于让他人承担怀孕和分娩的风险是否合理，但既然有代孕案例，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。”。允许代孕最敏感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亲子关系。自民党项目组把代孕作为未来民法讨论的话题。日本学术会议提出将生育婴儿的代孕妇女定义为“母亲”。但为治疗不孕不育的人提供支持的日本NPO法人Fine董事松本靖子(Yasuko  Matsumoto)质疑说，“我们之所以选择肚子生孩子，是因为太想生孩子，所以让代孕妈妈成为孩子的妈妈，却只能做孩子的养母，这是不能接受的”。在日本，“供蛋”几乎从未实施过，但在美国却有很多获得卵子的案例。一位医生透露，“用几十万日元向日本留学生购买鸡蛋的交易非常活跃”。项目组组长、参议院成员古川俊志表示，“在日本提供鸡蛋是可能的”，显示了为此立法的想法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共有约15，000名婴儿通过配偶之间的人工授精出生。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，孩子们有权知道他们的遗传父亲是谁。
借助配偶间人工授精出生的横滨医生加藤应明，要求当年治疗的庆应医院提供捐献者信息，但遭到拒绝，一度引发热议。联合国《儿童权利条约》也规定，孩子有权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吉村在离开庆应义塾医院妇产科教授的岗位之前，与加藤进行了一次谈话。在谈话中，加藤说，“认为自己是父亲的人不是基因上的父亲。没有人告诉自己真相，感觉面临着双重的自我迷失危机。”。吉村说，“至少孩子应该知道他们是通过配偶之间的人工授精出生的”。然而，大多数捐精者都想匿名捐精。很多人认为，如果允许孩子知道自己的遗传父亲是谁，捐精者会更少。在日本，不想公开接受不孕症治疗的想法也根深蒂固。此外，还有夫妻关系破裂最终离婚的情况，原因是妻子接受配偶间人工授精后，丈夫在乎“孩子不是自己的”。因此，有必要丰富心理咨询机制，以帮助由此出生的儿童健康成长，获得幸福。